溥仪，作为末代皇帝，于1959年首次获得特赦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从战犯管理所步出自由的。事实上，从1945年到1950年，溥仪大部分时间都被关押在苏联的赤塔和伯力两个地方，直到他最终被转送回中国的抚顺战犯管理所。
当溥仪回到祖国，刚从火车上下来时，他紧张得几乎手脚冰凉，抓起一个苹果，不顾一切地咬了下去。很多人可能以为他在苏联的日子过得极其困苦，无法得到食物，但溥仪在回忆录中坦言：“我看到四个兵士腰间插着盒子枪，我心里想，完了。于是我只是不知味地咬着苹果，艰难地咽下去，心里预感着自己可能会被五花大绑送上刑场。”
溥仪本以为自己会因为被送回国而面临严刑酷刑，直到战犯管理所的首长耐心开导，他才松了口气。回到祖国的溥仪开始回忆自己在苏联赤塔与伯力的五年拘禁生活。顺便提一下，赤塔和伯力原本是中国的土地。赤塔曾是元朝的领土，而在1689年的《尼布楚条约》签署后，成为了俄国的领土；伯力则在1860年随着《中俄北京条约》的签署，正式划归俄国管辖。
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，苏联关押了大量的战犯和战俘，其中不仅包括末代皇帝溥仪，还有许多伪满洲军的士兵。今天我们通过溥仪和普通士兵徐维志的亲身经历，来了解这些战俘在苏联战俘营的生活。徐维志是伪满陆军第二十五团二营的重机枪连士兵，类似于《地下交通站》中的黄金标，虽然身份不同，但两者的服装非常相似。
展开剩余78%徐维志的倒霉开始于1945年1月。当时他作为滨江省五常县（今黑龙江省五常市）许窝堡小学的教师，接到征兵通知书，经过体检合格后，于3月1日被征召入伍。经过短暂的训练后，他和队伍一起准备开赴前线与苏军作战。然而，在他们还未到达前线时，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。
虽然日本投降使得战士们都松了一口气，以为终于可以放下武器回家，但没想到团长竟然秘密召开了军官会议，决定投奔国民党。这一决定引发了下级军官和士兵们的强烈反对，导致了内讧。当大家正在争论时，苏军突然抵达，团中的1200多名士兵无奈地缴械投降，成为了苏军的战俘。
很多人认为，被苏军俘虏后就只能去西伯利亚挖土豆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虽然战俘营内确实有一些恶劣的待遇，特别是对于德军和日军战俘，但对于中国战俘，苏军的待遇较为宽松。溥仪和徐维志都是幸运的例子。溥仪在赤塔的生活可谓是颇为优渥，他有专人伺候，并且享受着每日三餐丰盛的俄餐以及俄式的午茶。每次午饭与晚饭之间，还有许多娱乐设施和活动来消磨时间。
溥仪甚至幻想过，如果苏联与英美结成更深的同盟，他或许能够转移到英美去度过晚年，并且带着一大批珠宝首饰过上富足的生活。溥仪曾多次向苏方申请留在苏联，但最终还是被送到了伯力。在那里，他虽然不再享有苏联姑娘的贴身照料，但依然过得舒适。他的家人会帮他整理屋子，端饭、叠被，甚至为他洗衣服。
然而，溥仪虽受宠若惊，却也并非完全满足。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，他不但丢弃了部分珠宝，甚至将一些珍贵的首饰烧毁或者扔进了房顶上的烟囱。事实上，苏军在处理战俘时，并不会像对待德军和日军那样严苛，他们不会搜查中国战俘的随身物品，也不会强迫他们从事过于艰难的劳动。徐维志便是一个典型例子，他在回忆录中写到，苏军不搜查战俘的随身物品，也没有严酷的刑讯和劳动要求，甚至让他们为苏军军官家属砍木柴、劈柴，而这类工作也让他十分高兴。
不过，虽然苏军对战俘关怀备至，但徐维志和其他战俘的待遇依然远不及溥仪。他们的饮食一开始较为简陋，主食是高粱米和小米，副食则是饨蕨菜干、窝瓜干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待遇逐渐改善，1946年3月，战俘们开始能够享受牛肉、大白菜、大米等食物。徐维志和其他战俘一度分成小单位自己准备伙食，“那时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做饭，吃饭，夜里楼内外常常是一片火光，吱吱作响。对于我们这些战俘来说，这种改善简直像是过上了御宴。”
当然，不是所有战俘都懂得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改善。有些伪满士兵，尽管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，仍旧怀念当年在伪满洲国当兵时对百姓的压迫。有人甚至会开玩笑地说自己曾经从百姓家中顺走瓜果，或者骑着毛驴拿着军刺捅人的屁股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常常谈论与苏军军官家属的互动，尽管有时候这些士兵并没有完全珍惜苏方提供的待遇。比如，某些战俘在享受了苏军军官妻子的好食物后，依然马虎应对工作，心思都在窥视这些女军官的美貌。
徐维志曾在战俘营中经历了一个令他难忘的时刻：某天，他看到两位骑马巡视的年轻苏联女军官，身穿军装、笑容可掬，带着威严但温和的气质。徐维志一时看得呆了，心里完全无法平静下来，这个情景在他心中深深烙下了印象。
最终，徐维志在回忆录中总结道：“当我年老时，再回望二战中其他战俘在德军和日军监营里遭受的酷刑与死亡，苏联对待战俘的人道主义与这些惨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”
溥仪和徐维志确实是幸运的，如果他们身处德军或日军的战俘营，恐怕连写回忆录的机会都没有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瑞和网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